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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我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生物经济和生物制造，并且依托华大、凯赛等领军型企业，发起成立了华谷生物经济研究院、生物经济50人论坛和生物制造产业联盟。结合我过去从事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的经历，简要谈几点意见。

　　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分析，去年中国GDP是21万亿美元，人均1.3万美元。要达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，如果单纯在原有的产业形态上拚成本和规模，抢别人碗里的蛋糕，能不能走的通？欧盟的GDP是19.3万亿，如果全部抢过来，我们14亿人的人均GDP可以达到2.4万美元，勉强超过今天西班牙的水平。如果再把美国的29万亿美元抢过来，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4.8万美元，也只相当于今天德国的水平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把美国、欧盟的GDP都抢过来，人均GDP与美国还差很大一截，更别说全球资源根本支撑不起这样一个中国经济规模。

　　因此，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周期性景气问题，而是结构性矛盾。经济理论界比较多地关注投资、消费和贸易政策，我认为这都是短期工具，对解决结构性、长期性问题的作用比较有限。走创新驱动之路，开辟新赛道，走进无人区，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。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，特别是技术、产业基础、颠覆性、可持续性、产业安全等的基础与可能性，我认为生物经济特别是生物制造是承载这一使命的主赛道之一。AI技术的迅速发展，更为这个以数字生物学为底层架构的新兴产业展现了无限前景。

　　对于我国来说，生物制造具有更加特别重要的意义。第一，这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质生产力，可以为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门类充分赋能；第二，这是最具可持续性、最低碳的绿色产业方向，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中国在石油、耕地等方面不足的问题；第三，这是可以形成最大规模的新兴产业门类，仅美国就已规划形成30万亿美元的生物制造业规模，相当于再造一个美国；第四，这是可以吸纳海量资本的领域，成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最大资金池。总之，中国的“世界工厂”经历了从1.0的加工贸易到2.0的高端制造，今天应当及时转向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生物制造。

　　把生物制造作为国家战略，远不只是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局，更是关乎国运兴衰的重大抉择。在近代历史上，中国与数次科技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，这也是中国近代百年蒙难屈辱的重要原因。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生产力基础是什么，这是必须明确回答的命题。BT新科技革命近在咫尺，这将是世界经济、政治版图重构的历史机遇。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制定了生物经济国家战略，美国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国家目标。我们不应当缺席，也不能当配角，而是要以举国之力立于潮头。

　　目前我国已经在生物制造产业上形成了丰厚的要素积累，包括人才、技术、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等，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引领生物制造的可能性。但也应当看到，生物制造不是从天而降，也不是经济孤岛，而是必须建立在完备的产业生态基础之上。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：

　　一是官产学研金用协同问题。早在20多年前，我们就曾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问题，也就是与创新相关各个环节如何实现技术、人才、资本和政策等要素的融合互动。这不是单纯的学术概念，而是制度和政策目标。遗憾的是，受限于条块分割的体制，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仍然未能做到高效协同，在执行层面上甚至还普遍存在相互掣肘、恶性竞争等内卷问题。生物制造不是经济孤岛，单打独斗式的散兵游勇终究玩不过混编旅、集团军。在这一方面，我一直认为美国和日本比我们做得更好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
　　二是市场导向问题。市场需求对于科技进步的导向作用，早已成为定理、公理。生物制造作为一个前沿和新兴产业，既要有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引导和支持，同时更要遵循市场规律。目前各地对生物制造越来越重视，这是好事，但可能需要警惕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一哄而上，恶性竞争。发展什么，走什么路径，最好还是由市场决定，否则就可能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局走成了残局、烂局。

　　三是企业主体问题。我国生物制造能否取得成功，最重要的标志应当是成长起一批搏击国际市场的高科技企业。我认为现在在生物制造领域，我们缺的不是学术和科研，而是将各种创新要素组合起来，形成产品和市场价值的市场主体。近年来，不少地方政府把本属于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大学和科研院所，动不动就是十几亿、几十亿的财政投入，其实是本末倒置。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，都应当围绕企业主体做文章。只有让企业成为主角，才能唱好这台世纪大戏。

　　四是耐心资本问题。新兴产业的成长都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，资本市场的敏感、耐心和包容至关重要。有人说硅谷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技术创新，更是创业投资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以色列能够成为“创业的国度”，风险投资同样起了关键作用。在生物制造的孕育和发展中，资本市场不可缺席。同时，短期套利式的投机与生物制造无缘，我们呼唤更多耐心资本，呼唤漫漫长路的同行者。超长期国债、央企和政府大基金应当发挥积极引导作用，让社会资本为未来而投资。

　　五是应用场景问题。这些年来，许多人都惊叹马斯克的颠覆性创新，又是星链，又是返回式火箭，又是新能源汽车，引领着众多领域的潮头。在此过程中，NASA和五角大楼提供的超前、可预期应用场景起了重要作用。新兴产业的成长，其实都是破坏性创新，都会受到传统产业惯性和利益格局的阻力。我国是世界工厂，生物制造的应用场景很多，这是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的优势。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和利用好这些应用场景，把市场资源转化为战略性资源，必将进一步强化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在应用端的优势。

　　目前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世界第一，但不少核心技术、底层技术仍然依赖于人。比如，基因合成仪、高通量筛选仪对外依存度100%，数据库、基因编辑工具、计算设计软件大于90%，己二胺、二元酸、纤维素酶等重大产品也主要依赖进口。与今天半导体被卡脖子一样，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改变，我国生物制造的产业规模越大，未来面临的被动和尴尬也将越多

　　与生物制造密切相关的工具、方法等底层技术，大多需要长期的研究积累。问题是我国目前缺乏相应的布局，研究组织也缺乏有效的协同，产学研之间明显脱节。公立科研机构虽然占有大量公共资源，从国外进口大量高端科研仪器设备，但往往以发文章为首要目标，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技术路径跟踪而行，基本上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。企业的研发活动则更多的追求短平快，以应用研究为主，对于需要大规模和长期投入的项目既缺乏动力，又无能为力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